包头商会的起源及演变 包头地区（即今包头市东河区），远在满清中叶封建社会时期，原属"萨拉齐厅"（今土默特右旗）所管辖。居民有汉、蒙、回各族。当时人烟稀少，一片荒凉，除少数正式商号和部分小手工业外，其他全是些小商小贩，流动于四乡，因而未被人们所重视。 至满清末季，人口渐增，商业亦渐臻繁荣。那时由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，非常复杂，盗匪不绝，案件累累，社会混乱，地面很不安定。而萨拉齐厅因所管辖的范围太大，南到东胜，西至五原，鞭长莫及。当时包头人民有了争端、兴讼，到厅告状，那些贪官污吏，只图中饱私囊，不予及时解决，故意拖延时日，待机受贿。那时办案，萨厅派人拿上各处的传票（因路远，需要长名的游票），不一定一年半载，方始返厅交差，官厅人员在其中的鬼把戏，就不能尽述了。 当时包头既无行政衙门，又无武备机关，更无地方组织，地面混乱不堪，治安大成问题，商号那时也是一盘散沙，没有敢单独出面过问者，只好任差役宰割，匪徒讹诈而已。为形势所迫，大家公议成立一个"商家会馆"（这个组织的情况和主要负责人，因年代久远无从查考），它受到萨拉齐厅的嘉奖，经其批准，委以代管包头地方之事务。"商家会馆"既受委重任，权势很大，不仅工商界，就连城市居民和农民有事，也都到会馆评理解决。包头也从而由村改镇了。 （一）大行时期的概况 清朝同治年间，"商家会馆"改为"大行"，农民也组织了"园行"（菜园），所以有园、大两行之名。两行均设在关帝庙后（现在的回民区）。因为支应官府作为行营，故名马号巷。大行负责人名总领，是从钱当、皮毛、粮店等大商号的经理中选拔。总领下设会计、文牍、庶务和许多办差人员，又有文、武甲头各一人，总计有二十五人至三十人。在街上跑杂差的有十三人，内部服杂差的五人，传达二人，上街收款的四人，街头查办维修工程的二人，共计二十六名。 "大行"花费很大，也没有个预算，花了多少就给"九行"、"十六社"摊派多少，谁也不敢反抗。据了解内情的人谈，这些人除了吃喝嫖赌抽大烟外，什么也不好好地干，每年花费银子叁千五百至肆千两，仅养鸽子、喂百灵鸟、培养花卉等，就开支六、七百两。 包头商号分为九行：1、钱行，2、当行，3、粮行，4、皮毛行，5、货店行，6、牲畜行，7、杂货行，8、蒙古行，9、六成行。 包头手工业分为十六社；1、毡帽社，2、羢毛社，3、靴鞋社，4、理发社，5、麻绳社，6、仙翁合义社（饮食业），7、清水社（染房、豆芽菜），8、金炉社（铁匠），9、得胜社（肉铺），10、栽羢社（毯子），11、鲁班社（木匠），12、恒山社（山货社），13、义和社（留人店），14、成衣社，15、糖粉社，16、会仙社（画匠）。各社均推举一至二人为会首，也叫当事人。 "九行"、"十六社"，统归"大行"领导，举凡摊派款项，支应差徭等事项，由"大行"指挥办理。 "大行"既享有行政权，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统治地位，谋取暴利，发财致富，便事无巨细，都加干涉，包括打架斗殴、词讼案件等，甚至代管死人沟（梁山）穷人组织的"穷脚行"。至于一般劳动人民，遇上词讼案件，不愿去"萨拉齐厅"告状，也都到"大行"评理解决。一些赌博之徒，为了在赌博场中充当好汉，专与人拼命搏斗，打死了人，认为光荣，主动到"大行"投案，请求处理，由"大行"备文派乡勇押交"萨拉齐厅"处理。那时，吃好汉饭中最著名的有刘长毛子、亮大头、二长条、丑仁子、小虎子、苏水梨、小鱼子、三孩…… "大行"为处理词讼案件，设立公堂，也威风凛凛地挂一对虎头牌，上边写着"公务重地，禁止喧哗"，两边又立着一副红油黑漆的军棍，俨然像一个衙门。"大行"出钱，还招募乡勇（即商团）四、五十名，维持地方治安。乡勇们身穿红呢坎肩和战裙，头包青布，手拿春秋大刀、三股钗。每年的三个鬼节（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十月一）日子，"大行"举办城隍出府，乡勇们穿上军装，抬上火枪、扮演"二人台"，文武甲头骑上大马，背上用黄布包的假圣旨、大印，沿街游行。这种排场、声势，一般人看到，的确胆战心惊。 凡在"大行"执事的人员，他们的商号门上都挂着虎头牌和黑皮鞭，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在"大行"应事，不敢惹动他们了。 （二）公行时期的概况 光绪二十三年，"大行"改为"公行"，但仍然是换汤不换药。以前因为打架斗殴，杀伤人命等案件，对于花费摊派，经常与"园行"纠缠不清。为此，双方通过协议，划分了分界线。由南圪洞街路东至东河以外，南北十余里，归"园行"领域；从南圪洞街路西至西脑包，归"公行"领域。如果发生事故，杀伤人命，支应官府（萨拉齐厅）验尸花费款项，就根据领域界线办事。也就是说，事故发生在哪里，就归哪里负责。 那时官府大员验尸，花费非常巨大。首先，官员出门威风至甚，鸣锣开道，地动山摇，前呼后拥，人马伞旗，这些都要支应。更主要的还是买采布、搭尸棚，预备檀香、烧酒等物品；验尸之后，要设行营、备酒席，经过审案调查，日期长短就不得而知了。更有甚者，事情如果扩大，则给官员送礼和托付衙役帮忙，都必须处处花钱，才能顺利地定案。那时，一般人都认为：高兴的是官员差役，他们饱载而归；最可怜的是苦主，他们家破人亡。至于公行人员，他们虽然受点麻烦，但从中却渔人得利。所以无怪乎园、公两行要划分领域界线。 此时，由"萨拉齐厅"派来一位巡检官员，在包头东门里设立了一个巡检衙门，不过群众中的一切词讼案件，各种纠纷，仍由"公行"办理。 这时公行总领是大义成皮毛店经理董珍，庶务是德厚源粮货店经理秦三畏，甲头范忠管人事，甲头谢二丑子管维修。其余会计、文牍等人员就不具其名了。 光绪二十九年，公行人事有所变动。正总领董会，是德生泰粮货店经理，副总领周宪福、庶务李耀先，其余办公人员大概未动。 光绪三十年旧历六月间，水刮西包头，灾情很大，而地面上无人检查。公行总领派出办公人员范忠到各街巷检查灾情，又派谢二丑子修补刮坏的城墙。事后报销，共花现钱壹万柒千余吊，由各大小商号公摊；其实，只花了壹万吊左右。剩余的钱，主要是范忠、谢二丑子两人贪污了。他们两人后来都各盖下房院一所。 当时，供维修用的木料，是从崇义森、道和森、公义成、万福生、永合木店等家借用的。后来因无法归还，就折合成现洋，每家约壹佰柒、捌拾元至贰佰元。这几家虽然屡年讨要，而商会却一再推延，结果是这几家木店吃亏了事。 那时地方上好事之徒，编写了顺口溜，形容水刮西包头的情景。歌词是："当天一圪堵云，空中打雷声，对面站着一个人，望也望不清；看着看，瓦窑沟就把个大水行。火烧如月号， 水刮德茂新。戳开一楂楂馆，刮了柒个跑堂的人；看着看，满堂的本钱刮了个净打净。戳塌个巡警营，刮了九个兵。捎了壹个锡腊铺，刮了三个人。看着看，连三圐圆刮了个实伤心！" "水刮同祥魁，刮出一支大油柜，当家的（周焕）在房上喊：'谁能捞住大油柜，送你们二十两银子'；穷人们结队成群地去捞柜，结果死了十一个人，也没有捞住柜。资本家一句话，送了十一个人的命；油柜挡住个西城门，就把口袋房巷和复成元巷刮了个净打净。" 从顺口溜中可看出，这次水灾的灾情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情况。 清末宣统三年，公行人事又有变动。正统领张惠，副总领张明升，文甲头白亨，管街道评议；武甲头白元，管人事及一切差徭；李荣，管动工维修。这时"公行"内部腐败，浪费严重。仅喂百灵鸟一项，每年花销就达捌佰两银子。 张惠任总领期间，包头地方士绅有郭鸿岭者，据说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有联系。又有自称大都督、二都督、曹都督的，带领三百余人，由后山向包头进发。他们声称是打前站的，大队在后边，很快就要来到包头。郭鸿岭率领了部分城内群众去后山把他们迎接回城。他们大部分住在富三元巷三元合店（今和平路东河区医院院址），西脑包张守德院也驻扎了一部分。 清廷地方文武官员樊恩庆、李德功和王固斋，公行正副总领张惠、张明升等准备收缴他们的枪支。在谈话时，李德功与他们顶了嘴，便被捆绑起来；后经众士绅劝解，才把李德功放开。事后，清廷文武官员和地方绅商在义成店开会商议，大家同意王固斋等的计策，决定在公行马号院内请这些都督和郭鸿岭赴宴，然后乘机解决他们。宴会前，他们把包头镇的兵士和公行的乡勇埋伏在附近，左胳膊佩带白市布条子，领导人戴圪出白帽作标记，又在马号的东邻清真大寺的房上暗设土炮。这些都督不知是鸿门宴，赴宴的十二个人全部被打死。他们率领的兵士，除被打死的以外，都各自逃命去了。郭鸿岭被清廷杀害，绅商王固斋在混乱中也死在里头了。 当时包头群众对辛亥革命还不认识，不过在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中，却具体地反映了这一屠杀革命的暴行。词文是： 大都督报的凶，一刹时捆起一个李德功（李是包头镇的武官）， 二都督本是个忽拉盖（贼），他和小虎子认结拜， 三都督本姓曹，他和长毛子也交好。 真革命，假革命，又没戳记又没印。 一上牛桥往北瞭，义成店内大破孝，朋亲挂的半破孝，底亲戴的圪出帽。 马号里安置下十杆炮，十二个都督请了个到，一要酒菜就开炮，把十二个都督打了个妙。 附注：小虎子、长毛子（即刘长毛子），全是当时包头地面上最有名的在赌博场逞凶吃好汉饭的地痞。义成店是住满清官兵的地方。 后来，阎锡山由山西进军包头，住在河西黑豆壕，来信让包头镇迎接他们进城。信上说，叫进也进去，不叫进也进去，速来回答。清朝在包头文武官员集会商议后，派人送回信说，他们率领全体官员和队伍退走，阎可以进驻包头。临走前，樊恩庆把押在监狱的犯人一百余名全部处死。地方群众对此敢怒而不敢言。清廷官员撤走后，由公行总领和地方绅商率领部分群众，迎接阎锡山进城。阎在包头住了二十多天，还给郭鸿岭开了一次追悼会。 （三）商务会时期的概况 民国初年（一说民国元年，一说民国六年），包头地面非常复杂，军队东来西往，政客络绎不绝，迎新送旧，日无暇时。官差徭役，如找房屋、供给养、送草料等，经常不断。因此改组"公行"，名"商务会"，工作也稍有一些规律，不过仍然是依靠官府狐假虎威，贪污浪费。推选的正会长是罗英茂，付会长是牛帮亮。庶务是白秀，书记是李秉全，交际是郭鸿喜。增设董事二人，马帮印、杨志义，待迂同于会长。又设"公卖所"，支应官府。九行十六社组织不变，只每一行、社雇用跑腿一人。由粮行设立"粮面所"，专门负责支应差徭事务。摊子大了，花费也比以前更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每年开销约六至七千元。当时，会长、董事等每天上下班都用轿车接送。有些小商店对商会的摊派实在负担不起，给商会领导人编了一付对联。上联是："商会烟酒嫖赌，贿通天下，"下联是：牛马骡羊诸公，公心何在"。上联指商会任意挥霍钱财，过着贪污腐化行贿的寄生生活，下联的牛马骡羊指当时商会领导人牛帮亮、马帮印、罗英茂、杨志义等人。 民国八年改选会长，正会长马帮印，付会长张汝猷。这时，包头设立"设治局"，第一任局长是刘秉衡。从此商务会就专管商家之事，市民组织的七个镇：召安镇、圃丰镇、官泉镇、兴旺镇、天方镇、新治镇、太平镇的地方事项，便交由设治局管理了。 民国十年，京包铁路修到归化（今呼和浩特市），包头因系水旱码头，四通八达，商业蒸蒸日上，发展很快。一些国家的银行和国际的洋行都来包头驻扎。商务会亦改换会长，正会长张汝亮、付会长李崇林。交际阎静修、庶务郝喜禄、会计郭占彪。下余的头儿、差役，亦有较大更动。又修盖了南议厅（关帝庙后院），扩大了范围。 民国十一年，京包线通达包头，包头成了名符其实的我国西北的一个商品交易的大市场了。商务会适应形势，再次进行改选。正会长李崇林、付会长张汝猷。交际阎静修，文牍刘澍、书记李秉全、庶务侯钰、会计阎敬德、席子珍。其余组织同前。 当年的旧历五月，广生店经理胡振业（萨县人）与住在本店的归化城通盛远钱庄付经理刘仲华（山西代县人）和经理邢克让（山西崞县人，任归化城商会会长）做白银换制钱的虎盘买卖。定期以一个月为限，到月末结束算账，要求清理赔赚时，必须通过钱行过付（叫过渡）。 胡振业是银子的卖主，邢克让是拿制钱买银子的买主。双方根据市面价格买卖，初开始银价每两换制钱壹千捌百文，但由于市面价格不稳定，每天累做累涨，每两银子的价格竟然上涨到制钱三千文左右。这时成交的数量亦做到叁拾万两之多。虽然数字惊人，但双方都是买空卖空。胡振业惟恐到期交银子困难，更怕无利可图，甚至赔钱，因此就以贰八、九百之价买回拾捌万两银子。下余拾贰万两，不愿赔钱，即停止活动，虽然到期，也不办理归销手续。 胡振业提出意见，要邢克让先交制钱，后给对付银子。那时这种做法的名目，俗称“交卯”，即是交钱付货的意思。经双方议妥，邢克让开始交钱，但交钱该按什么价格呢？又经继续研究，决定以平均价格折算（由开始的壹千捌百文和最后的叁千文平均），即贰千肆百文为标准。交钱必须过手见数，如交壹万两银子，则预交制钱贰千四百万文。这本是一件最麻烦的事，胡振业当时派了二十多人数钱，豈知数目过多，进展很慢。所以人员陆续增加到五十余人，经过数日才交到万两白银之价。邢克让急于用银，嫌钱数的太慢，要求加快进度。胡振业曾要求交钱开始后，中途不得停留，否则另议价计算。邢克让也同意了。双方原议定不数细数；使用钱板子计数（钱板子为古时遗留之物，专供数钱用），每板上十格，每格可放制钱壹百文，全板可放制钱壹千文。 数钱开始十天后，邢克让的钱供应不上，恐怕中途停留，造成损失，于是"大显神通"，买了许多玻璃，砸成碎渣，用铁锹拌在制钱之内，借以拖延数钱的时间。此办法很灵，数钱的速度果然慢下来了；虽然人员增加到七、八十人，仍然数不过来。 因为增加了数钱的人数，胡振业感到钱板子不够用了，做了一些新钱板子。邢克让知道后，计上心来，让人做了一个十一个格的钱板子，设法暗中放到胡振业新做的钱板子内。当时数钱，是将制钱放在钱板上码起后，由邢克让方面的人当场检查过数。胡振业方粗心大意，竟然将这十一格的钱板子码上钱后，混垛在内。邢克让检查到此垛时，内心很高兴，却假装奇怪，大发雷霆，提出抗议。说胡振业越规行事，马上停止数钱。胡振业没有做过这十一格的钱板子，心中无愧，但又无法回答。双方就拿上两种钱板子到商务会评理。当面比较，长短不一，两家就混闹起来了。最后，经过商务会的调解，准将已交过的四万二千余两之价，把银子兑清；下余的七万多两银价，到交钱时再行折算。双方表示接受，一场纠纷，始告平息。 （四）商会时期的概况 民国十五年，包头"设治局"改为县政府。商务会亦改名"商会"，仍设正付会长各一人。公选正会长牛帮亮，付会长马帮印。会计阎敬德、庶务王明、交际阎静修。原设之董事二人取消，改由"九行"、"十六社"公选常务委员八至十人。计有贺昱功、张历山、梁明德、毛杰臣、宿光谦等。除原有之组织未动外，另设"车务会"，由傅万金充任会长，支应军队要车之事。俟因牛帮亮有病暂时不能到会办公，乃派该号（广恒西）李学庆代理，内部稍事整顿。 当时冯玉祥军队开驻包头，向商会要给养、借现款，派大刀队跟在李学庆背后，左右不离，竟至把李学庆吓得三天就断了命。只好请出付会长马帮印到会负责。恰又迁傅汝钧的军队来要住房，因一时不便，就打了马帮印两个耳光，马鼻口鲜血不止。那时，支应差徭的任务很大，而地方经济困难，商会牛帮亮、马帮印、李崇林、郗荣卿等人召集大商号负责人开会，决定暂出"金融券"贰百万元，在地面上临时週使，以后用现款收回。 冯玉祥军队向商会共垫借过现洋三百五十多万元（包括现款及各种给养）。石友山是冯玉祥部下的第五混成旅旅长兼包头城防司令。一九二六年冬，冯玉祥退走包头前夕，石通电脱离冯玉祥，改归阎锡山。阎给以师长名义。时隔不久，他又脱离了阎锡山。石友山军队向商会共垫借过现洋壹百叁拾多万元（包括现款及各种给养）。 以上商会垫付的两家款项合计现洋肆百捌拾多万元。 民国十六年改选会长，正会长是公和泰经理高陞堂，付会长是广生店经理胡振业。文牍刘澍，书记李叙九、会计陈志修、交际阎静修、常务委员刘安庆、侯钰、杨立春、郗相国等。商会连开大小会议数十次，专为讨论垫借过冯玉祥，石友山款项之事。全行业都表示负担不起，最后决定公推高陞堂、刘澍等赴太原。向阎锡山讨要这一大笔款项。阎锡山在接见他们时，装腔作势，允许拨到绥远省财政厅付还。可是当时绥远是奉军统治范围，阎锡山怎能给绥远省财政厅下命令。所以说，不过是一支"空头支票。" 民国十七年，张作霖失败，绥远都统奉系汲金纯退走时，调包头城防司令满泰（蒙族、地方团队）到归绥护理都统。包头地面之事，公推商会文牍刘澍接任包头县长。这一年因天旱遭灾，由刘澍协同商会成立"平粜局"和粥场，维持市面，救济贫民，大约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 商会前出之贰百万元"金融券"，这时在市面上周转不灵，约有一半归各商号按股厘分担。大商号有一、二万元的，中等商号有八、九千元的，小商号也有三、五百元的。另一半流散在民间，民户中有一、二百元的，也有百、八十的，也有三、五十的。当时券面一元有顶六、七角的，有顶四、五角的，二、三角的，甚至有顶一、二角的。 历任商会领导人李崇林认为有机可乘，便派自己亲近四出收买。用一、二角钱买回一张一元"金融券"，凭借他的权势，就能在商会顶一元现款使用。据说，他一共收买回金融券壹万五、六千元。 民国二十一年改换会长，正会长侯福、付会长白秀。庶务曹聘臣，交际高鸣飞，会计赵鼎山，常务委员侯子澄、高格、宿光谦等，其余人员基本未动。 民国二十二年，孙殿英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督办兼四十一军军长，从察哈尔省赤城率队路过包头。商会领导之"接待所"，设在马王庙，专门负责支应军队之事。 民国二十四年，商会领导之九行，改为十二个同业公会。十六社未动。十二个同业公会的名称：1、钱业公会，2、当业公会，3、牲畜业公会，4、粮业公会，5、皮毛业公会，6、杂货业公会，7、药材业公会，8、货店业公会，9、蒙古业公会，10、油酒米面业公会，11、干粮市口店业公会，12、河路店业公会。 民国二十五年更换会长，正会长董五三，付会长郗相国。庶务王明、文牍斐子文，会计阎敬德，常务委员贺昱功、郝喜禄、毛杰臣、张历山、贾凤甲等。 民国二十六年日寇侵犯我国，十月间包头沦陷后，商会名称未改，只是下层组织略有变动。在此期间，工商业者受日寇迫害至死者不少。 民国二十九年冬，傅作义亲领步、骑、炮各军种秘密地由后套进攻包头，使日寇遭到了惨重失败，伤亡约壹千余人。日寇因此在市内大肆收捕。从民国三十年旧历正月初八日开始，先后扣捕了商会会长董五三和其他负责人斐子文、贺昱功、张志卿、王明、郗相庭、刘定基、高子英、王悦仁、郗相国等，以及市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，共计有八十多人。这些被扣捕的人，惨遭迫害，受尽毒刑，死去的不少，释放者寥寥。 一九四五年，日寇无条件投降，包头市商会也另行组织。推选覃锡树为正会长，芦子彦、渠子安为付会长，委员有张哲先、薜永祥等人。 一九四九年"九•一九"，绥远和平起义，包头获得解放。包头商会也进行改组，名为"包头市工商业联合委员会"。 摘自《包头史料荟要（第6辑）》1982年3月，标题《包头商会沿革简记》，王富山（口述），郭叔文（记录） 来源：家乡的记忆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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